我的关于民族文化差异的一些看法 - 2006-01-12

在uiGarden的论坛上经常会出现关于网页设计中文化差异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动画和闪动元素的讨论颇多。我们觉得在这里有必要刊登Hofstede教授对此的看法。他的看法起初来自于一项大型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了一个大型的跨国企业(IBM)的在64个国家的各个分支机构的民族文化差异。

阅读本文英文原文 （翻译：陈可，校对：刘松涛）
经作者授权翻译

这些想法最初基于对一个跨国集团（IBM）的分布于64个国家的子公司的民族文化差异的一项大型研究项目。此后的后续项目涵盖了23个国家的学生，19个国家的社会精英，23个国家的商业航空公司飞行员，15个国家的高档消费者，以及14个国家的市政服务管理人员。所有这些研究项目的结果发现并验证了民族文化差异的5个独立维度：

1. 权力距离是组织和团体（比如家庭）中的弱势群体接受与期待权力不平等分配的程度。它代表了不平等（多与少），但是是由下向上定义的（译者注：表示权力距离指数低，社会不平等程度低），而不是由上向下。它显示出，下层人民对于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的接受程度与领导阶层地接受程度是一样的。显而易见，权力与不平等是任何社会的最基本现实，任何具有国际经验的个体都会意识到“所有社会都是不平等的，但是一些社会比其他更为不平等”。
2. 个人主义的对立端是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的联系程度。在个人主义一端，我们发现在这样的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每个人倾向于关心他（她）自己和他（她）的直系家属。而在集体主义一端的社会，人们一出生就被结合到了坚固，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中，经常是延伸的家庭（叔叔，阿姨和祖父母），这个家族将会持续不断的保护它的成员们，并要求对之不容置疑的忠诚性。“集体主义”这个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政治色彩：它指的是群体而不是政府。同样地，这一维度所提出的议题也是世上所有社会的最基本的一点。
3. 男性特质的对立面是女性特质，指性别间的角色分布，是任何社会的另一个基础议题，从中能发现许多问题的答案。IBM的研究发现（a）妇女在不同社会的价值差异性比男性要小；（b）男性在不同国家的价值变化幅度具很大多样性。一方面与女性极大的不同，武断并具竞争性，另一方面温和并关心人，与妇女的价值特质类似。武断的一极被称作“男性特质”，而温和的一极被称作‘女性特质’。妇女在女性特质国家和男性一样的具有温和关心的价值标准；而在男性特质国家中她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武断和竞争性，但是没有男性的程度高。因此这些国家在男性与女性价值标准之间会表现出差距。
4. 不确定性规避是衡量一个社会对于不确定与疑问的容忍程度；它根本性地指向人们对真理的探询。他显示出一种文化指导它的成员在非结构化情形下感到不舒适或者舒适的范围。非结构化情形是异常的，未知的，令人惊奇的，与通常情形不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试图通过严格的法律与规则，保险与安全措施，以及在哲学与宗教层面绝对真理信仰，来最小化非结构化情形的发生；‘真理是唯一的而我们已经拥有了它’。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国家里的人们也更情绪化，为内部的神经力量所驱动。相反的类型，不确定性接受文化，更容忍和常规不同的选择；他们尝试拥有最少的规则，在哲学和宗教层面他们是相对论者并容忍许多现状共存。这种文化下的人们更冷静与富于思考，不会因为环境而表达情感。
5. 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第五个维度从对于世界各地的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义中找到，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500年；然而这一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

根据IBM的研究我们为50个国家和3个地区给出了前四个维度的得分，根据Bond收集的学生数据为23个国家给出了第五个维度的得分。拉丁语系国家，亚洲和非洲的的权力距离得分比较高，日耳曼民族的权力距离得分比较小。个人主义在发达国家和西方国家盛行，而集体主义在欠发达国家和东方国家盛行；日本在这一维度居于中间地位。日本的男性特质得分比较高，在诸如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一些欧洲国家，得分也比较高，英语系国家其次；北欧国家和荷兰这项的得分低，还有一些拉丁语系国家和亚洲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和泰国的得分比较低。拉丁语系国家，日本，和德语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高，英语国家，北欧国家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不确定性规避得分比较低。东亚国家的长期取向最为明显，特别在中国，香港，台湾，日本和南韩。

国家得分的分组出现指出了文化差异的某些根源。这应该从相似得分的国家的共同历史中寻找答案。例如，所有的拉丁语系国家在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上得分都比较高。拉丁语系国家（那些如今使用拉丁语系的语言的国家，比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者意大利语）的文化继承至少有一部分来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时代的特征是罗马成为权力中心，统一的法律适用于周围的城市。这在他的帝国公民心中建立了联合的价值观，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中央集权造成了大的权力距离指数，而重视法律造成了很强的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华帝国也是中央集权，但是它缺乏固定的系统法律：他是由人统治而不是法律。直到今天，那些曾经处于中国统治下的国家，其被培育的心智模型依然反映了较大的权力距离指数和中等至较弱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欧洲的日耳曼语系国家，包括大不列颠，从来没有成功地建立长期持续的中央集权，因而继承他的文化的国家显示出较小的权力距离指数。关于文化差异的历史根源假设是猜测性的，但是在给定的例子中表面看起来是正确的。在其他的例子中他们隐藏于历史过程中。

国家的这五个维度的得分和此国家其他的很多数据统计学相关。比如，权力距离和国内政治中的暴力使用和收入不平等相关。个人主义和国民财富（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在不同代人之间的社会阶层迁移率相关。男性特质和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分享消极相关，这些GNP分享被用于富有的国家政府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不确定性规避和罗马天主教以及发达国家中法律规定公民持有身份证的义务相关。长期取向和过去25年中国民经济增长相关，显示出这一时期东亚经济成功增长的原因是他们人民的文化强调着眼于未来的节俭和坚定的价值观。

Geert Hofstede（1928）是荷兰的Maastricht大学(University of Maastricht)的名誉教授，从事组织机构人类学和国际管理(Organizational Anthropology and Internataional Management)。1993年退休以后，他依然是香港、夏威夷、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还担任Tilburg大学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校外教授。

Geert Hofstede曾获Delft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硕士学位。他曾在荷兰的多间公司担任过各种职务，包括生产工人和工厂经理。之后，通过在业余时间学习，他以优等成绩获得了Groningen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1965到1971年间，他创建了并管理着IBM欧洲分部的人力研究部门；他参与了在西欧以及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研究项目。之后，他成为了瑞士IMD、法国INSEAD、比利时EIASM、以及奥地利IIASA的机构成员以及研究员。1980年至1983年间，他重返生产部门，担任位于Leiden的Fasson Europe的人力资源部董事。1980年，他还创建了IRIC（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随着IRIC他后来到了Maastricht，之后搬到了Tilburg，IRIC在2004年关闭。

随着他的学术专著《Culture’s Consequences》(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美国发表，他成为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应用。他的一本很有名的著作《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1991年，2005年新版，与Gert Jan Hofstede合著)，至今为止被翻译成17种语言。自1980年起，Geert Hofstede就成为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最常被引用的荷兰作者。他还是美国管理学院院士，荷兰Nyenrode、希腊雅典、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以及瑞典Gothenburg等大学的名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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