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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计进一步发展中的文化 - 2008-07-16
作者 Scott Rains
阅读本文英文版（翻译：候丽娜，校对：李鱼）
现在在印度，大部分《Design for All India》的读者都对“通用设计”这个概念有了一个基本的掌握。他们中许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很好的应用这个概念了，这点可以从比较过去和现在的文章中看出来。除了在技术上精通通用设计七大原则，掌握最佳解决方案（best-of-breed solutions）的知识，以及了解相关概念（比如可访问性、自适应技术、人体测量学）之外，这种设计方法中，还有文化的那一部分，在影响并改变着通用设计。尽管这种改变是不能被准确的测量出，但它的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依靠彻底的系统化的研究文化的这一部分，我们将会发现通用设计对于社会可持续性的真正意义。
定义文化成份
定义通用设计中的文化成份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将大众普遍认同的“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它涉及到种族、国籍、语言、艺术、共同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这些元素之间的混合定义出的一个连序而动态的系统。另外一种是将“文化”这个名词应用在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残障人（泛残障文化）群体或其下的各种群组（如盲人、聋哑人、脊髓损伤、后脊髓灰质炎文化）相应的系统。
在这个首要领域，对通用设计做出回应的研究，仍然在起步阶段。由于文化已经具有传统定义，它对于通用设计的接纳、排斥以及适应的调查研究将会促成大量文献。这样的研究能够为在残障研究领域，对残障人的其他调查研究，提供补充性的方法。
历史上，通用设计是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美国残疾人权利运动的产物出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通用设计通过一个传播系统开始被广泛接受，而这个传播系统并没有被很好的记录。这项工作是与北卡罗莱纳州的建筑师，四肢瘫痪的Ron Mace的工作和教学分不开的。在这项记录中的一个主题应为，被嵌入到通用设计中的文化价值（有意或无意地）以及保持在原来被引进的地方的文化价值的相互影响。
有传闻称，日本三菱公司、东陶、NTT DoCoMo等都在进行对通用设计的整合，韩国三星公司也拥有一个特别用于通用设计的专款。对于“道”的参考和太极图所代表的平衡的原则都在被整合进这个方法中，后者被应用产品设计中。由泰国学者Antika Sawadsri（2006）在泰国本土进行的对通用设计的情感反应的研究，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应该是一系列相似研究）的研究。通用设计中的文化因素——这样一个微观的角度，将会为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的规划者和试图进行宏观通用设计的企业提供极其有针对性的指导。
由于通用设计成功的应用和文化适应性的出现，对进一步将残障人士融入经济主流的影响将会超出预见。从早期的对话到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通用设计的先驱Elaine Ostroff参与了艺术以及将其与通用设计相结合的活动。另外一些积极的采纳通用设计后的继发效应，包括新材料的引进与制造、新设计的传播和新的构筑方法、以及那些根据在文化上适合的，能够咨询、设计或者建造但是对人群年龄有包容性规范的经济的提高。在由于年龄相反现象而造成的老人的数量超过年轻人的数量的地区，在基础设置、各种产品以及服务产业中采纳通用设计，会变得很必要。这不仅仅是为了社会的凝聚力，也是为了随着年龄增加用户的自然需求。
定义通用设计
为了保证这次研究的优先性，并确保得出的结果是有意义并具有普遍性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即研究人员必须要认同对于通用设计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建立在通用设计的七个准则上的，但是仍需要持续的关注不断变化的对残疾的定义，以及通用设计本土化中的改变，比如：为所有人设计（Design for All）。通用设计的原则是：
- 公平的使用：对不同能力的人，产品的设计应该是可以让所有人都公平使用的。
- 可灵活的使用：设计要迎合广泛的个人喜好和能力。
- 简单而直观：设计出来的使用方法是容易理解的，而且不会受使用者的经验、知识、语言能力及当前的注意程度所影响。
- 能感觉到的信息：无论周围的情况或使用者是否有感官上的缺陷，都应该把必要的信息传递给使用者。
- 容错能力：计应该可以让误操作或意外动作所造成的反面结果或危险的影响减到最小。
- 尽可能的减少体力上的付出：设计应该尽可能的让使用者有效的和舒适的使用，而丝毫不费他们的气力。
- 提供足够的空间和尺寸，使使用者能够接近使用：提供适当的大小和空间，让使用者接近、接触、操作，并且不被其身型、姿势或行动障碍所影响。
通用设计是使对于地点、事物、信息、交流和政策设计等被尽可能大范围的人群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进行操作，无需特别为某种人或某种情况进行单独设计的一个框架。简言之，通用设计是一种考虑到每个人，每种情况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
通用设计也被称作”包容性设计”，”为所有人（物）设计“以及“生命设计”。它不是一个设计风格，而是任何一个对用户体验的负责任的设计过程的指导方向。
目前的趋势是朝着功能性去定义残疾，而不是以医学诊断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WHO）通过对机能，残疾和健康的国际化分类（ICF 2001）加强了这一点。这点与残疾的三个理论模型——慈善、医疗和社会（或“社会解释”见Gabel,“在教育上的残疾研究”）中的第三点相符合。后者定义残疾为功能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NATKO的Rudiger Leidner在他2006年的题为“方便旅游在欧洲”的演讲中对于美国人概念中的“通用设计”和欧洲人改良过的“为所有人设计”进行了区分:
“...为所有人设计和其它类似的方法，例如通用设计最主要的区别是目标用户群应该加入产品开发的过程。”
上文自适应环境的引文中提到的生命设计（Lifespan Design）这一命名捕捉到了这样的观察－随着成熟和变老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功能性也在改变。它提醒着设计师，一个产品的价值并不仅仅是与时间因素相关的的耐久性。用户的能力变化是可以预见的，并可能会被证明是更重要的对于价值的衡量标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率在大范围内出现的改变，会从各个途径导致社会性的破坏，而及时的吸纳通用设计能够减轻这种破坏。
关于从文化角度出发来决定怎样合理的接纳通用设计这样的研究会变得越来越必要。设计项目中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使用已是不同。大众对于公开资助的通用设计项目的社会价值的感知，会更加影响这个时代稀缺的公共资源。
在日本对通用设计的应用中，针对老龄人口的设计表现的比残障社区更明显。同时在美国，最大的非政府性通用设计机构－非营利组织AARP，通过他们的家居设计资源、会议和工作坊教育大家通用设计的理念。这理念并没有参考它的起源——残疾人权利运动或者它在残障文化中的基础。这些都是通用设计刻意而为的市场营销策略，仅表现看起来“很健康”的引人注目的老年人的形象。
上面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例证，都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在基础设施上应用通用设计可以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都提供平等的权益。虽然，在这些项目上的某些政治言论也可能造成了这两个具有相同利益和需求的团体之间的矛盾。
残障文化
残障文化为全球背景下的通用设计提供调查它的含义以及是否成熟的第二个窗口。
一些人认为，虽然残疾人的定义是被非残疾人强加的，残疾人文化已经上升到保护他们的利益、身份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声音（的阶段了）。目前的理解强调了涉及到任何个体的社会类别的多样性。对社会运动需求的抵制这一多面交互性的性质为文化提供了一个流动定义并为艺术活动注入了残疾人的“声音”。Colin Barnes和Geoff Mercer在他们的《残障文化》这本研究残疾人的书籍的第21章里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概述。界定，区分以及联合残障文化仍然是个问题。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具有特殊性的例子：聋哑人坚持他们自己的语言，盲人坚持他们自己的机构，身体残障人士也坚持自己的政策。
当具体的设计的解决方案对通用设计产生干扰的时候，矛盾就出现了。马路边缘鼓起的台阶对盲人步行者很有帮助，而轮椅者的需要却是减少台阶，这导致有人会质疑这个解决办法的“通用性“——而它通常是与通用设计连在一起的。这里要重申很重要的一点，通用设计只是一个设计方法，而不是一本解决方案的目录，或者任何具体的建筑设施，如一个坡道或一个闪动的火警警报。通用设计应该被理解成设计，而不是一个罗列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能够根据每个残障团体独特的需求制定相应不同的功能——的教规。
对于专业人士，问题就产生了。“谁负责从学术角度给出各种清晰的定义？是在具有专业水准的演说上？还是在与投资者和客户工作的时候？”
语言是一个知识管理系统。谨慎的使用语言能够使双方在通用设计过程中充分沟通，并能促进甚至在残疾人社群里也有的文化价值观的竞争。
建设的“文化”
“文化的建设”这个词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点的讨论中常常出现。同样，“残疾的建设”也是一个表现残疾这一概念和社会系统其复杂多变本质的词汇。在这样的对话中，”避免残疾的（重）建设”是那些为社会包容性利益工作的人们比如通用设计从业人员的一项责任。这个责任中的一部分是避免设计出歧视他人的作品。
在产品和空间制作的阶段，针对那些和设计师一起工作的人也有非常专业的要求。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称作“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旨在解决所有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对于技术说明和测量产生的争论。这个方法造成的影响也能在残疾人社区里面体现出来。
对无障碍性评审员的培训过程中，不包括对通用设计原则的介绍，以及在项目开发进程中的设计过程和地点，这样的例子导致的结果在无障碍性评审调查工具（禁止而非描述）中是显而易见的。在建筑法规中，规定最低标准的无障碍设计准则流行使用检查表或者其它剥夺了创新性的方法，仅仅是用来获取数据。这些数据，其后会公布在无障碍建筑的手册上，这个工具因此不能捕获到(通用设计方法中)革新的解决方案，所以评审员不会认为它们是好的设计。这个自相矛盾的做法只奖励那些最低限度遵守规定的企业，对那些用新的设计方法去解决问题的企业不利。
一个博物馆设计师讲述了她的一个可用性研究项目，这个研究是由残疾人进行的。他们立即标记出了典型的（具歧视感的）“无障碍”设施中的缺陷：例如一些扶手和触觉导航设计在色彩、材料、材质方面打破了空间设计的整体性等。在和设计师一起对设计重新确定方向后，他们一致采取了新的扶手、导航设备和盲文的非传统整合设计，使其更加完善并且不具有“歧视的”感觉。
一直在狭隘的“无障碍性功能”清单上工作的评审员没有意识到，设计师既达到了无障碍性的要求，也避免了由“具有歧视感的”解决方案而造成另外的残疾状态。必须要牢记，像提供给设计师们的通用设计培训一样，甚至本身就具有残疾的利益相关人也可能需要工具上的培训。 .
旅游业和酒店业在变革中的位置
旅游和酒店业将会是通用设计下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一个典型的针对社会包容性的立法策略采用了公正的方式。它规定了在公民、人民或居民权利的名义下对于政府物业和服务的使用。它将这个观点扩展到了商界，并通过威胁制裁使商界服从。
这个策略是健全的，并在政府职权的范围内，然而这还不够。
在许多国家的残疾人士称对无障碍环境的要求在同样的管辖区域内会有冲突，腐败使规范被忽略，在那些地区，很难想象会有任何设备能够超过规定的最低限度。
一个平行的方法是通过（赢得）产业利润的动机去实现无障碍环境，就业以及对残疾人社区利益的态度转变。
除了大都会交通和国有铁路系统，旅游的交通和住宿的基础设施，都是私有化的。在民营企业中，保护残疾人士权利的法律把他们放在成本中心或可能带来法律风险的经营类别里。当制定了一个必要的法律基准反对歧视，而这些法律又会产生一些抵制反应：在实践中，要避免将残障人士视为利润丰厚的客户的商业设想。
在过去几年中，残疾人群体在赢取旅游业界的关注上，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功。Open Doors组织完成的调查表明，美国残疾人的年均旅游消费达136亿美元。
在此期间，我一直在研究、提炼和宣传一个对社会变革（立法去支持以利润为基础动机的市场）两种方法的调和。尽管一些国家可能永远无法为残障公民的权利立法，联合国通过残疾人人权宣言将彻底改变商业和立法系统，并提高残疾人群体的期望值。旅游业很大程度上还未对这份联合国文件所带来的影响做好准备。作为一个被日益曝光在社会责任标尺（如逆通用设计-绿色设计）下的全球产业，旅游业将会变得比政府本身更易接纳残疾人士。
我曾经向Echoing Green组织建议设立一系列致力于在旅游和酒店业界促进通用设计（实践）的策略性精英研究中心。我们将这一通用设计在旅游业界的应用称为包容性旅游与目的地发展计划（Inclusive Tourism and Inclusive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每一个精英研究中心将致力于规范无障碍法律的差异、向酒店散发无障碍化指南、培训旅游业及酒店业员工，并引领相关教育和在行业内雇佣残疾人士。在其所在地，我们会改善旅游者目的地的无障碍环境，培训出包容性旅游业中由残疾人士组成的自立的区域性专业核心团队。
预期的成果包括逐渐增加的无障碍旅游基础设置（酒店、机场和交通系统）、更多的来自残疾人士关于社会包容性的报道和残疾人士组织（DPOs）（例如，在产业中雇佣残疾人士，DPOs签约为旅游产业供应商），以及残疾人士被积极地描述为产业中的有价值客户。
这个计划靠雇佣和培训一些被忽视的劳动力、对这个被服务不当的市场进行产品开发、对这个刚觉醒的产业普及最佳的实践，和策划残疾人士新形象完成一个反馈循环，去鼓励更多残疾人士去旅游。而这一切都会促进行业内部在盈利方面的利益考量。
结论
文化因素影响着涉及到通用设计的项目应用，就像其影响着这个设计方法本身的发展一样。这些文化因素包含了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文化的各类社会学群集，也包括由残疾人士组成的整体和被残疾界定了的亚文化。
通用设计，作为残疾文化的一个产物，代表着残疾文化的真实声音。它应当被理解成一个设计流程，而不是一个被裁定的、静态的设计方案，抑或“无障碍功能”。
然而作为一个与其他社会体系和文化抗衡的声音，通用设计必须要被清晰地阐明并有的放矢地引导。
一个承诺能塑造“未来通用设计”的领域，是由文化引入并仍在相互影响着。引发这一对话的一个媒介是已在空转的全球旅游和酒店产业，之外还有权利作为动机。一个基于包容性旅游与目的地发展计划精英研究中心的网络为通用设计的后续发展提供着一个可扩展、可持续的机制，这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残疾人士群体的真实声音。
Scott Rains博士在旅游和旅游产业与残疾人士问题方面笔耕不辍。他的著作发表于www.RollingRains.com以及 http://withtv.typepad.com/weblog/travel/。他的文章也曾被刊登在《New Mobility》、《Emerging Horizons》、《Contours》、《Accessible Portugal》、《Audacity》、《Travel and Transitions》、《eTur Brazil》、《Turismo Polibea》、《[with]TV》和《Disaboom》等刊物上。
因在通用设计和旅游、酒店产业等问题上的出色研究成果，他曾在2004至2005年任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文化研究中心。
他还是一名活跃的咨询顾问和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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