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国际化和可用性 - 下 - 2008-03-04

 阅读本文英文原文 (翻译：刘芳芳）

作者：刘正捷，Andy Smith, Kerstin Röse等

3.3.2 跨文化可用性工程过程

接下来的讨论会上，参与者讨论了XUE过程及方法，他们同样是参加了UE部分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对国际市场的产品设计及开发的不同方面都有相关经验。所有参与者都一致同意XUE过程的大致结构都很相似。然而，在此部分中也提出了对于XUE的关键不同和问题。

所有参与者都一致同意，接触终端用户及使用情境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影响了UE中的所有方法。这产生了更加细节方面的讨论，如下：

语言障碍及本地促进因素：一个明显但很关键的，需要被提前解决好的问题。成功的方法应用通常取决于在产品的目标市场对促进因素的使用。

获得对产品的正确期望：参与者确认了对于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文化中理解产品期望将会花更多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接触用户并不仅仅关于达到在目标使用实境的物理上的存在，而是关于接触用户的解释框架，进而理解他们的假设，知识及技术上的期望。

出声思维法作为需求启发技术：这项技术被作为对文化差异十分敏感而提出，但它对那些对于透露自己对被测试产品想法而感觉不舒服的人们并不是很有用。

多网站平行测试：当相同产品要同时在不同站点同时发布时，这类测试被认定为在项目的所有阶段都很有用。这样做的价值在于立即能够确定关键的文化不同及可能会导致产品失败的未满足的期望。

远程用户体验方法：这些方法用于克服评估者及用户间的地理距离。提及到的流行方法是在手机上使用幻灯片，这样很简单地发送原型到用户，远程监控包括性能及数据日志，尤其是对电子商务网站的应用。

在日记研究方法中，用户可记录其对某高保真原形的体验，既经济又容易实现。然而，由于用户没有被监督指导，他们仍存在可靠性及准确性的问题。

对设计者的文化资历：UE专家及项目团队中的其它成员如何感知外国文化被认为是对设计者一个重要的偏见因素，因此对领域研究有增长的需求。在项目团队中外国文化的感知应被评估为反省练习来避免不完整的需求及人们之间的误解。为避免此现象，设计者建议如何可能的话，接触外国文化及引入本地专家。

由于上述原因，认知走查法应被避免，除非被来自目标文化的终端用户实施。这项技术需要评估者制定一系列的关于用户对界面的洞察和理解及行为的假设。例如，对图标的解释不同将导致不同的解释及相应的误导性结果(Bourges-Waldegg and Scrivener, 1998)。

基于参与者的经验，在客户及UE专家间文化联合的需求被认定为对产品有一个合理期望的基本及必须。有趣的是，关于Hofstede的民族文化模型（1991）及在HCI和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的使用（例如，El-Shinawy and Vinze, 1997, Calhoun et al., 2002, Smith and Dunckley, 1998）几乎为零，因为这些被认为没有满足实际需要及日常工作的限制。 

最后一点，所有的参与者认为在一开始就必须澄清法律事宜和市场不同，因为这对UCD的生命周期和最后产生出来的产品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表5显示了Delphi排序的结果，对XUE过程中最有用的方法进行了排列。尽管有访问困难，现场研究（field study）仍为最好的方法。预料之中，本地促进因素的引入进而克服语言障碍被列为第二重要方法，确定了直接接触终端用户及他们的实境是XUE的一个关键目标。

对于目标文化的平行测试及桌面研究被列为XUE过程的有用方法。然而桌面研究及观测国外用户的视频剪辑被认为是最有用的远程方法，在诸如日记研究等其它方法之上。

表5:对XUE过程的方法的喜好度(较少分数意味着较高级别)

4. 结论

该项目目标在于展示可用性工程及跨文化可用性工程过程的当前科学状况，连同应用于中国、英国及德国的方法。可用性专家们在其各自国家关于目前UE和XUE过程方案及相关的最佳实践开展了焦点小组会议。最后，参与者收集了关于国内市场发展及国外市场的应用的可用性方法，并将其适用性及有效性进行了分组分级。

对于过程和方法，结果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国家的结果—即在中国、德国和英国过程与方法的不同。另一个是同一国家内不同领域的结果—即对任一国家，在UE和XUE过程中的不同过程和方法。

对于第一方面，结果显示相对于中国，在欧洲有更加成熟的可用性工程过程。简单回顾一下可用性专业的简单历史就会明白，这一点不足为奇。这一更加成熟的过程主要显示在英国和德国过程中对迭代更加突出的强调。对于英国和德国过程更加接近整个“真实生活”的开发过程的实践，也证实了过程成熟程度的不同级别，然而关于中国过程的结果却被描述为标准教科书方案。

而且，相对于中国，对于欧洲的可用性专家们，第一个生产想法及概念的确认更加重要。因为欧洲团队明确地整合了一套特定过程。也就是说，开发产品概念的早期阶段在德国及英国比在中国显得更加灵活。尤其在英国的焦点小组的发现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对于可用性专家们协谈的产品期望的主张，终端用户及客户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德国团队反复强调解决不同种类的产品及其如何影响开发过程的需求。比如，新的手机模式，有时将要在数月中开发，就要求一种显著不同于开发高终端工具机器所需要几年的方案。

对于中国可以着重于两个不同的方法—一个为跨国企业，另一个为中国企业。在中国的跨国企业采用了在西方国家设立的全球过程。中国企业或者采用标准UCD过程然后本地化，或者只是在既有的开发过程上加入一些可用性组件。

关于UE及XUE方法的有趣的发现是，所有专家公认情境调查及现场研究（field study）的重要性，尤其英国专家将其列为最重要的UE及XUE方法。然而，对于中国专家，相对于国内市场开发，在进行国外市场开发时，实景调查问题显得更加重要。相反地，德国专家并不能清楚地分开UE和XUE方法。然而，他们区分方法使其更有效地应用，方法更加合适，更加让人乐于及有兴趣去应用。

对于结果的第二个方面，结果表明，对于所有国家XUE过程和UE过程的差别不大。两者间的最大的区别是不同的过程阶段实施的地点及执行者（也就是团队）、以及应用的方法。我们很难说这个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表明了当前的实践状况，因为中国团队及德国团队在跨文化研究中缺少直接的经验。有趣地是，只有英国团队强调了避免文化偏见。

关于UE及XUE方法，很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一个团队注意及承认特定跨文化可用性工程方法的使用。两种方法中，标准UE方法都被应用。然而应用什么方法，对于中国及英国却不同-尽管只是边际上的不同（对于德国来讲，没有清楚的结果显示）。

大体上讲，在中国与德国和英国之间，方法及应用过程的差异比UE及XUE方法的不同领域的差异要大。 在英国及德国的UE过程比中国显得更加成熟，灵活及一体化。对于跨文化产品开发的特定过程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团队采用了某一特定跨文化可用性方法。

这项研究可被看作为中国、德国及英国间的UE和XUE实践的快速总结。显然，这里存在着各种的限制。首先，结果只是基于可用性专家的少量实例，至今从统计上讲并没有代表性。其次，参与的专家背景不同，严重影响了他们对于 UE和XUE的观念及方案，即被雇佣的专家显示更加被诸如公司实践，影响操作单元及管理决定等因素所限制。第三，许多专家缺少特定的跨文化开发经验。然而这本身可以作为结果。根据这些发现，XUE实践大多在英国开发，尽管英国专家没有确定一个整合的XUE过程。

在UE和XUE中，展现当前实践的第一个努力尽管有一些限制，但还是提供了一些对于从业者真正做的和在产业所考虑的最佳实践的有趣的见解。这些发现提示了对国外市场的产品开发的特定方案还在其起步阶段，因为无论特定采用的过程还是方法都没有真正地被应用。  

参考文献

1. Bevan & Earthy (2001) Usability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Maturity Assessment, Proceedings of IHM-HCI’2001, Cepadues-Editions, 2001.
2. INUSE (1998) Usability Maturity Model, 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 project IE2016 INUSE Deliverable D5.1.4, 1998.
3. Hofstede, G.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Berkshire,UK, Mc Graw-Hill.
4. Calhoun, K. J., Teng, J. T. C. & Cheon, M. J. (2002) Impa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behaviour: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in Korea and the USA,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1, 293 - 302.
5. El-Shinawy, M. & Vinze, A. S. (1997)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ersuasiveness: a study of choice-shifts in group sett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473-496.
6. Smith, A. & Dunckley, L. (1998) Using the LUCID method to optimize the acceptability of shared interfaces,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9, 335-345.
7. Bourges-Waldegg, P. & Scrivener, S. A. R. (1998) Meaning, the central issue in cross-cultural HCI design,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9, 287-309.
8. El-Shinawy, M. & Vinze, A. S. (1997)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ersuasiveness: a study of choice-shifts in group sett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473-496.

与SESUN联系

The project is managed in Europe by Andy Smith (Thames Valley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and in China by Zhengjie Liu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The other project partners are Liam Bannon (University of Limerick, Ireland), Jan Gulliksen,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Reinhard Sefelin (CURE) and Kersten Roese, University of Kaiserlautern, Germany. 
The SESUN Project Co-ordinator is Christina Li based at Thames Valley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SESUN has an English language website at www.sesun-usability.org
The main points of contact are
Andy Smith andy.smith(at)tvu.ac.uk
Zhengjie Liu  liuzhj(at)dlmu.edu.cn
Christina Li   christina.li(at)tvu.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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